总而言之,在美国人的政治想象之中,《美国宪法》是美国人民主权唯一一次出场时留下的圣言。

〔35〕基于上述界定，法律询问答复并未被纳入到法律解释的外延之中。〔44〕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第1、2页。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司法解释在实践中早已成为最重要的法律解释形态且在法院系统内具有约束力。《立法法》所确认的且实践中充满争议的法律询问答复制度的未来走向也已引起实务及理论界的关注。作为一种正式制度，法律询问答复本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功能，明确法律含义并解决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本文主张采纳一种更为彻底的改革方案，即废除法律询问答复制度，与此同时进一步强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功能，使其成为满足解释需求的唯一程序。其次，由法工委对这些答复进行甄别审查，并将符合宪法、法律原则精神的答复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升为宪法解释、法律解释。

否则，就是对本就稀缺的立法资源的无端浪费。因此，唯有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做出的解释才能成为法律解释。[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7-428页。

……所有合理的国家宪法的原则是每个人都必须能够靠自己的劳动生存。法治社会之所以要把自由置于劳动者休息权的价值体系中，主要在于自由意志的独立性和自由价值的重要性。三是制定工作时间政策。受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中，资方是工作时间规则最早的制定者，长期以来还是工作时间唯一的制定者，工厂主的所有经济行为都被视为是不应该受到约束的，即使在国家订立、颁布了关于工作时间的法律规定后，许多工厂也不予理睬，使得相关立法在很长时间内名存实亡。

[4]查中国学术期刊网，输入休息权，在法学学术期刊上未见有学术文章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仅见有《劳动者休息权之检视》（《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人民警察休息权的法律保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论劳动者的休息权及其法律保障》（《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等，相关的文章有《家政工人休息时间的法治化》（《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1期）、《德国年休假法律制度》（《德国研究》2013年第2期）等。[12]参见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4期。

[2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28]劳动者休息权的提出是以人格独立平等为思想基础的。只要把人当人看待，就要承认人权，如果否认某个人或某些人享有人权，就意味着他或他们排除在人类成员之外了。4.通过国家的积极行为来体现法治秩序 社会秩序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道德规范、法律规章，表示动态有序平衡的社会状态。

第45条规定：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权意识和权利观念进一步增强，增加国家经济总量、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保障人权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任务，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在宪法或劳动法中确认公民的休息权。事实上，劳动者休息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就业及其获取报酬等权利，因为劳动者休息权具有实质内容，需要得到应有的保护，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利益才能获得与其自身价值一致的真实定位，而劳动者也才能真正因此赢得生命的尊严。劳动者休息权，诞生于职业劳动社会化、契约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

充分尊重和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是劳动尊严的内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件之一，与《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起，并称为国际人权宪章。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人格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被作为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确立下来，身份支配关系、等级观念为契约关系、自由平等的观念所取代，使作为私法自治的主体个人有平等的地位、自由的意志，可以按照各自的意愿进行交换，自由自主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在多样化的世界中，文化多元性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几千年来的客观现实，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和多彩画面，也是推动人类继续前行的重要动力。

在远古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的生产只能维持最低的生存需求，还谈不上现代社会的关系和价值。劳动者有权自由支配其劳动时间之外的其他时间，不受雇主的限制与控制。劳动者休息权作为一种标示社会成员人格独立、蕴含人之本性的人权类型，从劳动者休息权诞生之时起，劳动者休息权的发展与保护就成为人权事业发展与人权法律保障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经过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大工业垄断，财富集中及大工业限制竞争等种种弊端，使经济衰退、工人失业，导致经济危机。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均在其序言中进一步重申基本人权乃是源于人性尊严的核心价值，即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报告显示，中国职场人平均日工作时间为8.66个小时，超出国家法律限定的8小时。

加班变成中国的职场文化，并且特别让人忧虑的是，劳动者休息权被侵犯的现象，并没有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工作条件改善、劳动者收入增加而减少。[28]参见刘俊海：《论社会权的保护及经社文公约在中国的未来实施》，载刘海年主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发源地，最早暴露出工作时间方面的社会问题，遭受工作时间引发的社会冲突，也最早运用立法方式限制工作时间，如《学徒健康与道德法》。[27]劳动者休息权是通过确立劳动者的平等地位和对劳动者的倾斜性保护来体现其公平价值取向。

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与企业主订立劳动合同，成为劳资法律关系中独立的主体，这一变化过程，如同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的，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劳资关系最终成为法律关系。在各国劳动者休息权法定化的同时，国际社会基于和平、正义、人道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重要文本，都写明了劳动者休息权是人权的内容之一。

1833年这一规定扩展到所有纺织行业，并进一步抬高了标准：13岁以下儿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9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18岁以下未成年者不得从事夜班工作。【注释】 [1]See Maurice Cranston: Human Rights， Real and Supposed， in D. D. Raphael（e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Rights of Ma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43-53。[42]这说明保障劳动者合理劳动之外的自由时间，实现体面劳动，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劳动者休息权在人权层面的新内容。其一，劳动者休息权体现了劳动者的地位平等。

其中，在运用法律方式调整劳资关系中，不仅将劳动的权利写进宪法，还在宪法中规定了劳动者休息权，以期社会的稳定。人权是指每个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具体说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或者说，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

人类制宪史说明，宪法自产生时起，就是以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为目的，几乎没有哪一部宪法不确认和不保障人权，人权的保障和实现必须要借助于宪法。联合国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当代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文件，也说明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可能离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自行实现。

我们对人权的认识和研究也会受到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不同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会有不同的观点，分歧是正常的。一方面，应有休息权不是约定权利，而是基于人的尊严、人的本质所应享有的道德权利。

在这两种形态的休息权中，理想的关系是二者达到一致。这一过程的展开，客观上展示了我国政府提高人权保护的成就、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和良好的国家形象。人的发展应该是全面的、有尊严的发展，要求人格独立、行为自由、时间保证、经济支持等。劳动者休息权首先是人权，进而才是法定权利。

在《欧洲社会宪章》的框架下，通过订立有约束力的法令来规范欧盟范围内工人的工作时间政策，形成统一的劳工工作时间标准。由于时间是单向的、不可存储的，一旦过去就再也无法追回。

对于不同观点，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是固执己见、强行压制，是解决分歧的有效途径。[47] 四、余论 英国学者莫里斯·克莱斯顿是质疑经济和社会权利为人权的代表，他认为经济和社会权利不是真正的人权，因为公民和政治权利是普遍的、最高的和绝对的道德权利，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既不具有普遍性和实践性，也没有最高的重要性，因而属于不同的逻辑范畴。

人的需求不是单一的，而具有多层次性。其一，劳动者休息权系为确认和保障劳动者个体自由而设立。